從茄萣來台南讀書，等於是「鄉下人進城」，我「土」得特別厲害。有一次要用公共電話打回家，台南的同學就說，「ㄟ，妳不能講太久，電話會爆炸的喔！」（大笑）。己經十六歲的我真相信了，那一通電話是流著汗打的，很短，打完掛了電話就逃走。
到美國留學時我二十三歲。到了洛杉磯有人來接我，我們上了很長很長的高速公路，下班的時候車很多。我又發呆了，我發現，怎麼在我的這條線上，看過去都是紅燈，而對面來的全是白燈——因為這一行都是尾燈，都是紅的，另一邊都是迎面而來的車頭大燈，白的；這是我巨大的發現。也不能怪我「土」得嚴重，當時台灣第一段高速公路還沒做好呢。
到了美國之後，開始讀美國人寫的中國近代史和國共內戰史，發現和台灣學習的完全相反，才知道，喔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原來整個教育是一場大欺騙呢！因此，後來的《野火集》出現不是偶然的，它其實是針對那場「大欺騙」的反擊，無非是希望，我們的下一代不會再在這種政治欺騙當中成長。
但是我想講一下成大，一九七○年進成大，但我幾乎沒有在讀書，而且蹺課蹺得很厲害。為什麼呢？這跟聯考制度有關，讀書只是考大學的工具，目的達到了，就可以拋開，知識本身的樂趣並沒有被開啟。蹺課的同時心裡有一種迷惘：我到底在追求什麼？沒有人協助你找答案。
二來我發現，那時在學校裡頭的老師，他們很認真地教你這個字是什麼意思、那個日期發生了什麼事件，但都是技術層面的知識，知識背面的社會狀態和文化結構，技術背面的思想深度和紋理的複雜，你得不到。我覺得自己對知識的熱情，沒有人幫我點著。
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心中在尋找「典範」；不論是校園裡還是社會上，誰是你「心嚮往之」、可以模仿、可以追求的人格典範？也覺得落空。
成大四年，在七○年代的時空限制裡，我覺得缺思想的厚度，缺知識的熱情，缺人格典範的薰染。但是它給了我兩個東西，一個是做為七○年代的大學生，對人的關懷，對於社會的責任感。第二個給了我理想的濃度，人格的單純。
每個人都要問自己：我想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？我想要做出什麼樣的貢獻？那才能找到自己的興趣在哪裡。而且，每個人都會走一條不一樣的路，不是只有一條路，也沒有一個標準答案。
未來世界跟過去很不一樣的，我們不可能看著一個後視鏡來向前走。以前我們很窮是沒有選擇，現在是很富裕，有太多的選擇，是不一樣的。那個答案是別人沒有辦法給的。所以我還是鼓勵年輕人，勇敢的去做一些選擇，多做一些嘗試。不是說什麼草莓族，我們應該想，該對別人有什麼幫助？這也許反而可以幫自己走出一條路來。
並非每個人都太陽或星星型的人；人生的夢想，若是能夠做一盞小小的燭光，照亮身邊的人——對我身邊的人非常的溫暖，對我在乎的人非常的誠實，對承擔我的社會有回饋的承擔，我過得非常的好，對得起我的家人，對得起社會——一點點燭光溫暖一個角落，我覺得，可能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境界了。
天下雜誌304期